我的盲人恩師。

兩性與生活

 
    

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師雷格教授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博士,現在是密里蘇打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講座教授,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盲人,對外界任何的亮光,都已沒有反應,經年生活在黑暗之中。 可是我的老板 (我們唸博士學位時,都將指導教授稱之為老板) ,卻又是一位非常溫和,而且性情平和的人,見過他的人,都會發現他從未對他的失明而有任何自怨自艾,更沒有因此而脾氣不好。 其實做一個盲人,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兩年以前我的老板來清華,住進我們的招待所,我必需牽著他到處摸索,使他知道馬桶在那裡,洗臉盆在那裡,肥皂在那裡,冷氣機如何開關,早上吃飯的地方如何走等等。我後來問他如果他住進一家旅舍沒有人指點他,他如何知道這些,他說通常人家看到他是瞎子,都會設法帶他摸一遍,如果無人帶領,他差不多要花上一個小時才能搞清楚東南西北。 大家一定好奇,我的老板是怎樣唸書的? 在上課的時侯,他和同學一樣地坐在下面,老師知道他是瞎子,因此在黑板上寫的時侯,一概特別為他講得比較清楚一點,如果在黑板上劃了圖,更加要特別描述一番。如果他當時不懂,據他說只要下課以後同學們一定都樂於幫忙。 考試只好用口試,他說每位老師都為他而舉行個別的口試,因為他唸的是數學,人家一下子就知道他的思路是否合乎邏輯,口試並非難事。 如何看書呢﹖我的老板完全靠聽錄音帶,美國有一個盲人錄音服務社的非營利性組織,任何盲人要唸那一本書,這個組織就找人替他唸,義工奇多無比,大多數義工要等很久才輪到他唸一本書。可是內行人都知道,現在做研究,最重要的還是要看論文,我老板在麻省理工學院唸博士的時侯,就常常貼出佈告,說他要看那一篇論文,希望有人替他唸,當時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研究生,幾乎都替他唸過,現在在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書的劉炯朗教授,就替他唸過。研究生唸論文,除了出於愛心以外,還有一個原因。等於自已也唸了一篇論文。 美國曾經通過一個聯邦法案,規定這一類錄音帶和書的郵寄,一概免貼郵票,否則我想他不可能唸到這麼多的書。 懂得計算機科學的人,一定更會好奇地想知道盲人如何寫計算機程式﹖如何從程式中尋找錯誤﹖ 我老板唸書是三十年前的事,當時計算機沒有任何一樣替盲人著想的設備,因此他寫好了程式(用點字機寫) ,就唸給一位同學聽,總有人肯替他打成卡片,然後替他送給計算機中心。他拿到計算機印出來的結果,又要找一位同學唸給他聽,他只好根據聽到的結果,決定要如何改,也總有同學肯接受他的卡片,而替他改幾張卡片。 最近美國已有不少替盲人設計的終端機,盲人要修改程式,據說一點問題也沒有,我的老板說密里蘇打大學有很多位盲人學生,其中不少都是學理工的,全部都要用計算機的終端機。 我老板一直認為盲人應該和平常人一樣地生活,社會不該歧視盲人,可是也不該對盲人過份地大驚小怪。兩年以前,我陪我老板到桃園機場搭機回美國,機場的華航辦事員發現他是盲人,大為緊張,問他在洛杉磯有沒有人接,因為他在洛杉磯機場要轉飛機,我老板說沒有人接,華航因此堅持不肯讓他上機,他們說他們不敢負這個責任,最後還是由我出面,由我老板簽了一份文件,保證不會告華航,華航才肯讓他上機。 事後我老板告訴我,他常搭乘飛機去旅行,從來沒有碰到這種事,他說英國機場對盲人招待最好,他們一看到有盲人,會立刻請他到貴賓室去,而且會有人帶他去登機,華航雖然關心他的安全,都沒有派人帶路,大概他們知道自己不會被告,也就不管這位盲人的安全了。 我老板說他什麼交通工具都用過,從來沒有人接,火車、地下鐵等等他都一個人坐,從來沒有人拒絕他上去,在他看來,這種所謂的關懷,其實根本是岐視。 我們中國人喜將盲人講得可憐兮兮的,我曾在台灣聽過一個來自香港的盲人青年合唱團演唱,演唱中一再強調他們都是中國內亂的犧牲品,所唱的歌也都是天倫淚之類的歌,真是賺人熱淚。 可是我去了美國,碰到了我的老板,以後又碰到了若干盲人學者,才發現盲洋人從不爭取同情,他們努力地和我們這些人一齊生活,不到必不得已絕不讓人感到他們是盲人,也無怪洋盲人在學術上有傑出表現者多矣。 像蘇聯的龐屈耳根博士,就是一個例子,這位蘇聯的數學家,在控制理論上的貢獻,可以說是到了永垂不朽的地步,他從小就瞎了,上課時帶了媽媽去,就靠他媽媽將黑板上的符號、圖等等解釋給他聽,其實他媽媽根本不懂數學,有時候大概都講錯了,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,曾見到這位大師演講,他大概是用俄文演講,替他翻譯的是一位波蘭的教授,此公其壞無比,平時對我們同學甚為嚴格,是一位不受同學歡迎的教授,那天他大概翻譯得不太對,被那位大師用英文臭罵,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那位盲人大師的威風。 我還認識一位盲人,此人生下來就是瞎子,後來成了數學博士,和我是同行,有一次我們同行開會,他應邀在晚間的宴會上致詞,大家以為他還會談些學問,不料他大談和芝加哥黑道賭撲克的經驗,試想和黑道賭錢已是有趣的事,而他又是瞎子,所有亮出來的牌全靠人家告訴他,他自已暗的牌是什麼,也靠黑道上的人告訴他,他一口咬定黑道賭博其實並沒有騙局,其理由是他同時和誠實的朋友賭,發現兩者平均輸贏一樣,因此他和芝加哥那批黑道上的人賭了好幾年。 為什麼他後來洗手不幹呢﹖說來有趣,他有一次輕鬆地埋怨一句,說他有一位賭友不夠意思,賭輸了郤遲遲不還他錢,和他賭錢的道上人物立刻拍胸膛,保證替他將錢要回來,我的盲人朋友聽了以後,再也不敢和這些太講義氣的傢伙來往了。 現在看看我們國家是怎麼一回事﹖我發現我們整個社會都低估了殘障者的能力,因此如果孩子是個盲人,父母認為他如學到了一種謀生的技藝,已經是謝天謝地,我們負責這方面教育的啟聰啟明學校,也作如此想,所以唸了啟明啟聰學校的盲人學生,是不可能以後唸台大電機系或是台大資訊系的。 如果我們要改革,要從觀念改起,我們一定要使失明的年輕人能進入建中,或是一女中,和一般同學一齊生活,學一樣的課程,將來一樣地進入大學,和我們一樣地拿到學位。 可惜我們社會上有一批人真死腦筋,只要一點點小小的身體上的缺陷,常常就不能進入某種職業,比方說有一些師範學院拒收有色盲的人,理由是小學老師要帶小孩子過馬路,如果色盲,如何辨認紅綠燈﹖這種想法,使我國的殘障同胞吃了大虧。 我希望以後整個社會知道,事實証明盲人可以和我們一樣地唸大學,先進國家大學裡盲人比比皆是,也可以拿到博士學位,更可以在事業上做得很成功,我們不該設了很多障礙,使他們根本就進不了中學,更何況大學了,可是一方面我們要掃除這些障礙,一方面郤又不對殘障同胞太過於同情,因為太過於同情,事實上等於歧視,我們應該儘量鼓勵他們自行解決他們的問題,也只有這樣做,我們才是真正地幫助了殘障同學。 我過去在美國工作的地方,有一個替我們畫圖的部門,有一次我發現這個部門似乎比前安靜了好多,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開口講話,而用手語交談,一問之下,才知道他們來了一位聾子的畫圖員,大家就決定學習手語,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,大家都用手語交談了,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,充份表示一個團體應該如何接納一位殘障同胞。 有一次我在紐西蘭街上看到了一位盲人,我好意問他,要不要我幫忙他過馬路,他笑笑說不必,然後他說聽你的口音,你是外鄉人,如果要找路,可以問他,我當時在找某一路公車,就乘機問他到那裡去找,在他的指點之下,順利地找到了。 我希望我們的小學,國中、高中以至於大學能夠毫無保留地接受盲人學生,使他們能像普通同學們一樣地接受教育,我也希望,我國的政府機關,不僅不要對殘障同胞的求職設限,而且要定下榜樣,主動地僱用殘障同胞。至於盲胞在工作以及學習環境中所可能遭遇的問題,政府不必擔心,因為我們應該有信心,那個環境中自然會有善心的人幫助他們解決問題,過度的關心其實也是一種歧視。